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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两晋的木雕佛像

三国时期。木雕佛像在继承汉代佛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。到目前为止,三国时期出土的木雕佛像数量并不多,过去只有湖北鄂城的吴墓、江西南昌的高荣墓及安徽南陵等地出土了少量的三国佛像。这些木雕佛像的风格与汉代极为相近,对于全面了解、认识三国木雕佛像来说意义不大。直到1984年,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发现的东吴朱然墓内出土了60多件木雕佛像,代表了三国时期木雕佛像工艺的最高水平,也填补了我国雕刻工艺发展史上的空白。

朱然墓出土的木雕佛像中彩绘佛像数量最多,装饰题材大多数是佛教故事,单尊佛像或寺庙里供奉的佛像等。这些装饰纹样刻画细微,注重写实。这批木雕佛像中有大型的彩绘案,有三足的凭几,有中分多格的桶,有罕见的犀皮羽觞(耳杯),还有盘、樽、盒、壶、尺等,种类繁多,其中的凭几和桶是前所未有的新器型桶的底部用朱漆书有“吴氏”三字。这种类型的桶在江西南昌的晋代墓中也有出土。

朱然墓所出土的一对黄口犀皮羽觞(耳杯)木雕佛像,引人注目。它将我国的犀皮工艺上推了几百年。在装饰手法方面,三国时期的木雕佛像制作工艺继承了两汉时期的优良传统,装饰技法除了描漆、戗金锥划外。个别器物还将雕刻与绘画结合了起来,朱然墓出土的锥划戗金黑漆盒盖就相当精彩。此墓出土的部分木雕佛像底部刻有“蜀郡作牢”的铭文,无铭文的木雕佛像在造型、用色、装饰、风格方面都与有铭文的木雕佛像极为相似,这说明这批木雕佛像确实足由当时的蜀郡所造。

两晋南北朝时期,木雕佛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,但出土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木雕佛像却很少。据记载。统治阶级将漆视为一种高级的原料,用来髹涂他们的生活用品,那时帝王的乘车都用油漆彩绘出各种纹案。但当时战乱不断。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展缓慢。再加上价格相对低廉的青瓷器的逐渐兴起,逐渐取代了木雕佛像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,汉代以木雕佛像为传世品的供奉之风在此时也得到遏制。有所减弱。江西南昌、甘肃酒泉、嘉峪关、南京幕府,湖北武汉、贵州平坝、广州以及安徽台肥等地有少量的两晋南北朝木雕佛像发现。

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北魏木板屏风,有5块保存得较为完整,以红漆作地。两面有彩绘的佛教故事。固原出土的漆棺。以红、黄、白、黑、橙、褐等颜色作彩色花纹,再施以大量的金彩。绘制出精美华丽的人物画面。

线条流畅。形象生动,是北魏最突出的绘画杰作。画面所描绘的内容反映了当时鲜卑族的风俗,具有极高的价值。安徽台肥乌龟暾六朝墓中出土的木雕佛像,有盒、奁、盘、箱、羽觞等器物,都用红、黑两色花纹装饰,部分器物仍然继承了汉代的风格。运用了镏金边饰。并且还镶嵌有铜铺首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救盛行。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,木雕佛像制作也不例外。佛教的传人,将垂足而坐的新的生活方式推广开来,夹苎造像开始兴起。从胡床到椅、凳、墩、双人胡床等,这些高型坐具的不断增加。对席地而坐的传统方式是一次根本性的冲击。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历史上起居方式革命的开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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